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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张信刚:香港何来 香港何去

浏览:1680次    更新时间:2016-02-23 06:57:56

 

   当初:没水冲凉、吃大排档、逛国货公司

  1963年7月初次由台湾到香港,在漆咸道朋友家住了三天。朋友的父母带我去附近的Ambassador Hotel吃牛排;但是不许在他们家冲凉,每天只能用一块小毛巾擦一擦身体。因为当时香港缺水,隔好几天才有四小时的供水。

  1972年从美国再来香港,住在弥敦道上的Park Hotel,有两天晚上去吃大排档,也去过中环和湾仔;中环不少地方很破旧,湾仔则是酒吧林立,美国大兵很多。

  1978年从加拿大来香港,目的是回中国大陆探亲和参观。朋友建议去国货公司买一台14寸的彩色电视送给亲戚,果然大受欢迎。

  几次来香港,看到她的自由开放,也看到她得益于中国内地的孤立与封闭。

  香港人勤劳肯干,社会制度使每个人都必须努力才有饭吃。许多香港人是到岭南来"避秦时难"的,他们对内地的情况不满意但并不熟悉;对英国人的统治很自然地接受,但是精神上和文化上仍有一种中国"遗民"的情怀。

  在1978年那次逗留中,我注意到粤语电影和粤语歌曲的开始流行;在台湾时所熟悉的国语明星和歌星已经不再红了,内地刚兴起的"伤痕文学"却很受欢迎。

  后来:自豪、担忧、心理回归

  1983年夏天,从加拿大回中国讲学,出境时取道香港,见到几位在北美洲结识的老朋友。大家对香港近几年的现代化很自豪,他们说,香港银行的自动化程度明显超过当时的加拿大。有些人对本是农村的深圳开始注意,也有人谈到想在内地投资和进行贸易。

  1989年秋,我和妻子被说服到香港来"考察" 尚未修建的香港科技大学。在想像当时只是弃用军营的"大埔仔"将会变成一座巍峨的新型大学之后,又有人带我们去"万宜水库"禁区体验香港幽静的一面,也看到了难民营内命运迥异的越南难民。回到美国后,我们排除了天安门事件后华人世界弥漫的悲观与忧虑,决定到香港来工作。

  1997年6月16、17两日,我在《信报》发表了一篇长文,提出"政权移交可以一夜之间完成,但香港人的心理回归却需要一个过程"。当时虽然预见到这种情况,却绝对没有想到15年之后许多香港人会大规模聚集抗议"国民教育",某些激进的社团还反对修建香港和内地之间的高速铁路。

  许多香港人心理迟迟没有全部回归。这里有几个重要因素:第一,内地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阴影无法去除;第二,89年天安门事件是香港社会有史以来最大最长久的社会和政治动员,影响深远;第三,英国的教育体系和近二十年来的"全球化"使许多香港人以现代的英、美为基本参照系,无法接受中国内地的许多现实;第四,前三种因素在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育和传媒工作者的心中占有更大的分量,而他们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影响到大部分市民,特别是年轻的学生。

  现在:劏房、自由行、国民教育

  1997到1999年我每年都会到十几位城市大学的学生家中访问。多数家庭属于中产阶级,但是他们的居住条件却比我所熟悉的美国、加拿大、法国、台湾甚至是中国内地的中产城市居民要差。电视新闻所披露的"笼屋"以及最近这些年盛行的"劏房"自然更要恶劣许多。不幸地,这些都是香港部分市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2003年,我见证了香港社会团结合作抗击"沙士";经过了"23条"立法的风波;参加了温家宝总理在CEPA签订之后在礼宾府的答问会,并且目睹了随即发生的"7.1游行"。

  2008年美国的次债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当时我在北京大学,眼见京港两地抗击海啸的行动。没有想到的是,海啸还没过去,香港和北京两地的楼价都迅猛上升,三四年间,情况近乎失控。

  2012年,本来是正常不过的一个有关"国民教育"的课程提议在传统和新传媒的一片哗然中引发了今日"占中"行动的前奏曲;根本还没有定案的"国民教育"在许多市民心中以及外国传媒报道中成了"钳制思想"和"洗脑"的代名词;特区政府被迫退让,因而使不少人对中国的认同更加薄弱。

  事实上,香港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一国两制"对香港对全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安排。"两制"的前提是"一国";大家如果不同属"一国",那又何需保障"两制"?

  《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法律基础。公然提倡违反《基本法》,刻意挑战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绝不是小事;这等于不愿意接受现有"一国两制"的安排。香港有些人确实有这样的心理,但是多数香港人不会同意,因为他们知道《基本法》是保护香港的。如果《基本法》在香港不被尊重,因此使内地有人也按他们的想法修改《基本法》,这对香港的发展会有利吗?

  近来年由于内地游客激增,拥挤的香港变得更加拥挤;而一些内地游客的举止确实令香港人不快。但是这便值得在街上辱骂内地游客,并且在心中自外于与我们山水相连,血脉相通,正在崛起的全中国吗?

  另一方面,即使是接受"一国两制"安排的人,经过17年的实践与摸索,也会有某些反思与建议。《基本法》所沿用的港英时代的"行政主导"原则与十多年来香港的"民主进程"如何互相适应?特区政府的行政部门如何改进它和立法会之间的关系?立法会又如何形成一种自由却又专业,议事而非"作秀"的符合先进"国际标准"的议会文化?

  未来:地理、文化、社会

  2014年5月某晚,我遗失了银包。第二天早上,去警署报案,当值警员态度良好,行为专业;并提供了一些信息和建议。接着两天,去补办身份证、回乡证、驾照,并且到三间银行补办信用卡等。所有手续都简单、清楚、有效率;几乎所有办事人员都很专业,而且相当友善。

  明知香港的总体竞争力相对于内地在不断下滑,也知道1983年我来香港时,她的GDP大约是全中国GDP的25%,而今天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不足3%,但是在办完了各种手续之后,我在感情上认为,香港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地方;这种感觉在每次从外地回到香港时都会出现。一句话:Things work here and people are nice.

  无论目前的"占领运动"如何收场,特区政府如何善后,香港已经受到了双重内伤:第一是社会的撕裂和由此引起的相互猜忌;第二是香港素来自豪的法治受到了破坏。

  2014年9月28日开始的社会大震荡是几个深层次矛盾的交集和爆发,它迫使香港社会必须面对当今和未来的严峻挑战。希望香港各界可以把它视为一个警号,以此为契机转危为安。

  经济上,如何给大量低技能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使中产阶级减轻供楼的负担,让老人可以不必依靠子女而过上有尊严与安全感的生活,这些是香港的当政者和精英阶层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最重要的莫过于让年青人感觉到有前途,愿意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努力。

  文化上,如何可以使香港既符合她作为中国南方一个大城市的自然定位,又可以保持她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的地位,是对香港教育系统和整个传媒以及文化界的挑战。未来的香港社会精英需要具有宏观视野和历史眼光,能够一方面从中国历史和现状中看到全中国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又从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度和国际局势变化中认识香港的特殊地位。

  而从这个认识到决定香港的发展道路需要全港市民在政治层面形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循序渐进地实现民主管制模式,并且据此订定香港从2017到2047年 的发展路线图。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地理环境是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条件,第二个重要条件是一个适应自身地理条件的社会组织和管治模式。

  古希腊因为多山、海岸线长又多岛屿,所以发展出以海上贸易为主的许多城邦。西藏因为是个大高原,所以发展出以放牧牦牛和种植青稞为主的农牧生活方式。

  内陆山区里的社群想要以海上贸易为生计明显是糊涂。有蓬勃发展的珠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为腹地,却不想和这个地区合作交融,甚至希望与之保持距离,那是加倍糊涂。

  要想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给香港青年人找到较好的发展机会,让香港有序地和珠江流域、华南地区甚至全国在经济和社会上逐渐融合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选项。

  在一国的范围内这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19世纪美国匹兹堡的工业家和20世纪德克萨斯的石油商人很多都出身纽约,而纽约也因为吸收了全美国甚至全欧洲的人才而成为全世界一百多年来最富有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大都会。

  香港要和内地进行互补互惠的经济与社会融合需要有两个前提:第一,香港要能够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和创意设计中心的地位;第二,摒弃香港人某些曾经有过的优越感。

  如果大批有技能有创意有志向的香港青年人能够在中国内地找到个人的事业和人生志趣,而在这个过程中既能有助于国家的现代化,又加强了香港自身的竞争力,这就是国家、香港和个人的三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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