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校内地招生评论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畅谈高等教育

浏览:1434次    更新时间:2016-06-16 06:37:01

     “大学之优异与否,不在大小,不在名称,而在有无品质,有无特色。”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说,“一所大学要有办学宗旨,在有限的资源下,切忌盲目跟风,要先为大学定位,作出战略性规划。”

 

郭位在电子系统与核能可靠度设计研究方面享有盛名,2000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华裔院士,之后他又获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在2008年出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之前,郭位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他首开先河,以科学实证的方法剖析教学与研究的关系,赢得许多称誉,并受邀在世界50余所大学讲授教学研究成果。最近,他的论著《心件 大学校长说教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日前,郭位在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办公室接受《财经》记者专访,畅谈他对大陆和台湾、香港高等教育的观察和思考。

这位校长很有魅力,谦和幽默,见解独到,发人深思。在他看来,港台大陆的高等院校仍处于国际化的起步阶段,“行政复杂,牵制太多,信任太少”。郭位建议,两岸三地的高教界“有必要汲取先进文明的精髓,了解世界多样性的文化,调整方针,把握契机,借由高等教育再造中华文化,营造特色品牌”。

“是应该我迎接大官,还是大官迎接我?”

《财经》:对于公立大学的管理者来说,一个重要工作是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在内地,政府对大学的管理非常具体细致,大学啧有怨言。在您看来,台湾、香港的大学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

郭位:香港、台湾也有这种现象。简单地说,两岸三地的高教界,行政复杂,牵制太多,信任太少,乃文化使然。我曾总结三地大学的特点:香港高智商低创新,台湾有资金欠经营,大陆多人力缺人才。仔细看来,这些缺憾有些文化上的共同性。

《财经》:是哪些文化共同性呢?

郭位:其一,外行拟定高教政策。表面上,看不出高教有什么学问,所以,有影响力的人就像是计程车司机一样,容易自以为是,喜就高教事务高谈阔论。高教代表一种文化,需要身历其境,才能有所作为,即使有些教研经验的人,切勿随意插手。打个比方,生病看医生,还是问邻居,其理易明。

其二,政治掺和高教。教研非为服务政治,所以不应该被当作政治游戏的筹码。两岸教育体制与政策因非学术的缘故而常改变,政治任务随时随意左右高教方针。官与学本质不同,本该各行其是,两岸的高教界历来像野菜掺和着野草一样,总是在官、学之间纠缠得难分难解。

其三,大学自主性不足。除了政策拟定受政治的主导之外,两岸大学的学术行政也受法规或者情绪化社会的牵制。北美的大学,自主性强,学术归学术,校友、学术生、媒体、校董、议会、政府官员不会指挥大学的学术行政,也不干扰大学的教研学程。但是在两岸,有人假社会公民之名,跳过大学专业的判断或执行,动辄对高教说长道短。

《财经》:是不是由于您在西方受教育的时间长,又先后在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地的大学任教,对比非常鲜明,所以对不同文化的感触非常深?

郭位:是这样的。美国政府对大学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大事主要是资金和法律。在美国,只要法律没有规定的,都可以做;在中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都不能做。美国政府官员不随便到校。不是不允许,根本不会来。

《财经》:这是典型的“官本位文化”。前些年大陆高校进行评估,教育部的一个处长到大学里面去,大学校长也要去迎接。所以,内地很多大学教授很愿意去政府部门当官,哪怕是学校里的处长之类也趋之若鹜。

郭位:香港、台湾都一样的,能够当官就觉得了不起,亲戚朋友也高兴,这也是文化。

政府应该把官和学分开,不要找大学里面的老师去当官。我常常跟年轻的教授讲,既然确定要当教授,你就专心当教授;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就不要来。愿意当官是到外面,不是学校。学校里面的行政职务还可以,因为校务毕竟需要有人负责和服务。

《财经》:现在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政府希望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因此鼓励创新,许多大学也开设创新课。在您看来,中国的创新前景如何?

郭位:美国强调创新,也有制衡,但是约束比较小。

中国文化重共性、随大流,不鼓励竞争冒尖,不鼓励创新。给一个标准,你就一定要这样做,脱离出来是不可以的。

香港、台湾也是一样。如果不解决文化问题,要创新是很难的。所以,对于中国创新的前景,我不乐观。

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的小孩在名牌大学读经济系,读了半个学期,打电话给你,不想读了,我要去开计程车。你的反应怎么样?

《财经》:我当然反对,很多家长也会反对。

郭位:如果孩子这样的话,我相信,中国没有一个家长赞成。我给你那么大的希望,你怎么开计程车?可是,一位美国家长就同意了。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就是今天优步公司(UBER)的创始人特拉维斯 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现在是美国第二富豪。美国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在重共性、随大流的文化里,创新可能吗?我们可以守成,吃口饭没问题,但创新很难。

我们的大学也是这样。中国大学一个学期21个星期,在美国只有12个星期,而且经常放假,学生们的自由时间很多。为什么美国大学有那么多创新?这就是秘密。自由是创新的前提。

“让教研归教研,学术归学术”

《财经》:我们经常听到教育界人士感叹,为什么今天见不着民初北大的自由气氛,找不到蔡元培、傅斯年那样清高、开放的校长?在他们的眼中,人心不古,大学风华不在。

郭位:坦率地说,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讲法,是由于没有专业系统评鉴而产生的假象,经不起考验。难道大家真想知道蔡元培、傅斯年当年是怎样带领北大、台大的吗?以50年前甚至百年前治校的方法,面对今天的环境,有可能立足吗?只有自由,没有专业表现,算是大学吗?可以空讲教条,而不理会世界的脉搏吗?

今天的大学需要募款以弥补经费的不足,重教研、保质量,更新学程、促进交流以达国际化,面对沟通、争取奖助学金的诉求,帮助学生毕业后就业,创新创业等,这些都超出民初大学的想象。当然,我们也很难想象民初的校长采用今天的治校态度处理当年北大、清华的问题。

《财经》:民初的大学很像象牙塔,不像现在的大学饱受烦杂的外务干扰。

郭位:民初的大学校长把中国人的智慧摆放在象牙塔里,远离务实。所以,那时候的大学,抽象、孤芳自赏、自说自话的时候多。今天的大学具体,透明度高,专业性强、检验度重,不能同日而语。

《财经》:不过,在有些问题上似乎也有共同性,例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现在不少教育界人士主张,大学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应该像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那样“教授治校”。

郭位:台湾也说教授治校,错了。台湾搞“教授治校”,通过投票来治校,乱七八糟。教授不能治校,也没有时间。正确的讲法是“专业治校,教授治理学务”。我们常常把校务和学务混在一起。什么叫学务?就是学生该修什么课、该做什么研究、如何评定学生成绩,这是教授管的。至于教师聘任、教授加薪、系馆建设等事务性工作,教授不可能做到。在美国也是如此。

至于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核心理念,不因时代变迁而更替。学术自由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与创新的土壤。按照爱因斯坦的话说,“学术自由就是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传授认知真理的权利。”

《财经》:那么,怎么理解大学自治呢?

郭位:大学自治的精髓可以归纳为:在体制之下,尊重专业管理,修补高教文化上的缺失,让教研归教研,学术归学术。从策略上看,引入良性竞争机制,为高等教育注入动力;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贡献社会。

《财经》:您所说的“体制之下”,是什么样的体制呢?

郭位:高教法规须松绑,由各大学自主决定包括财政经费、招生教学的运作细节。政府负责总量管制,拟定国家社会发展的原则,指出科研、教学或推广的方向以及订出相应的奖励机制。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后,应该放手让各级学校用自由市场机制自行发挥。假如坚持微观管理,违反现代经营管理的原则,成效必微。

美国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高教体制,联邦政府通过战略性发展项目,为在竞争中表现出色的大学提供资助,于是大学在学术自由、独立于政治干扰的环境下,得以从事有前景的教学科研。这种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财经》:现在内地的许多大学都说自己经费紧张,缺钱,产、学、研没有形成良好结合,大学主要仰仗政府拨款。

郭位:欧美产、学、研成果丰硕,主要得自于企业界对大学投入大量资助,因此大学的回馈较多,大学与业界构成一个良性的合作伙伴关系。高品质的高教昂贵,但是美国州立大学受州政府的资助只占年度预算的10%到20%,其差额则有赖学费、科研经费、募款所得等支付。业界经过各种渠道支持科研与教学,是美国高等教育贡献社会的功臣。

两岸的大学在与业界合作方面,大抵乏善可陈。少了业界投入,不要怪大学不能即时提供所需的人力资源,教研不合一,产业不会有希望。

“大学的‘心件’被很多人忽视了”

《财经》:现在内地有很多大学都搞世界一流大学,就像跑道上的赛马,大家都在使劲挥鞭,说到 年要成为世界一流,目标非常远大。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一流大学”?

郭位:许多大学搞不清什么是世界一流。本来,每一个大学都应该是世界一流的。每一个大学都想办成最好的,最好就是一流。

办大学有三个条件:硬件、软件和心件。大学的硬件就是与设备相关的物件,包括先进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必须有充分的教研经费,因为现在的教学设施很贵。没有钱,圣人也干不了什么事。其实在梅贻琦时代,金钱也很重要,清华也很有钱。现在办大学没有钱是不可能的。

但是,除了硬件,还要有软件。大学的软件,就是与人事、行政制度、教育政策等相关的事务,包括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规章制度,以执行大学教研与行政事务。

《财经》:“心件”是一个很新鲜的提法,什么是“心件”呢?

郭位:大学的硬件、软件终究要靠人运作,沟通协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执政者的见解,社会的进取心,校园内各部门、阶层同人的心态,可说是大学国际化不可忽视的要件,我把它们称之为“心件”。

港、台、大陆的大学在硬件、软件上大体追上了国际标准,因此在国际评比上有些进展。然则在心件上却阻力横生,尚难以与硬件、软件的进步相提并论。

《财经》:确如您所说,内地许多大学的硬件很好,新校园占地广阔、绿化成荫、硬件充足。有些人认为,只要建起大楼来,校园阔气豪华,就可以办成一流大学。每一个校园都大得不得了。

郭位:我觉得不是好事情。有些大学教授的办公室也很阔气,甚至配有卫生间,没有必要啊。为什么差距还很大?是软件和心件上不足。

制度建设,不要事事都管,管那么多干什么?更重要的是,“心件”被很多人忽视了。心件是好的心态、好的态度、好的现代思维。该怎么做要有眼光,眼光有时候是学不来的。

《财经》:现在大学的“心件”缺失严重。例如,现在很多大学搞综合性大学,他们认为综合大学是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郭位:台湾也是这样,香港也都把学校拔高为“大学”。这个思路莫名其妙,因为“心件”不对。像我们香港城市大学,最早叫香港城市理工学院,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改为大学呢?大学之优异与否,不在大小,不在名称,而在有无品质,有无特色。

加州理工学院可以说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该校师资仅270人左右,学生人数也不过2100多名,没有“大学”的名称,也不看重一般中国人士心目中的通识教育,在众人追求“大而全”的当下,好像犯了大忌,然而无损其学术声誉。法国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也无大学之名,其规模较加州理工学院更小,声誉堪称世界顶尖。谁敢说它们不是一流大学?

贪大求全,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追求综合性大学,是一种观念在作怪。

《财经》:如果一定硬性搞综合性大学,反而离一流大学会越来越远。

郭位:对,因为一所大学只有在某几个专业上可能走到世界前沿,不可能在整个水平上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大小不重要,历史长久不重要,校园宽窄不重要,校名校徽的陈列不重要,甚至名字里有没有“大学”两个字一点也不重要。大学的学术自由气氛更重要,教研的品质才重要。

大学其实有四种大学:

一是综合性的大学,学科完整,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是很好的代表。

二是专业学科为主的专业型大学,强调专业教育,与社会紧密结合,学以致用,麻省理工学院为其中翘楚。

三是人文学科专长的四年制大学,重博雅教育,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及达特茅斯学院算是典型代表。

四是专科大学:此类大学多为单一术科,其出众者,深入研究,以舞蹈、戏剧与音乐为主的纽约茱莉亚学院就是一个例子。

无论是哪一类大学,学术水准的高低无关学校的规模和名称,一所大学要有办学宗旨,在有限的资源下,切忌盲目跟风,要先为大学定位,作出战略性规划。

《财经》:那么,香港城市大学的定位是什么?

郭位:我们以“大隐隐于市,学研研出尘”为努力目标,定位香港城市大学为专业大学,务求以学生为主,创新为本,厉行校政革新。

总之,全球的高等学府为了应对国际化带来的冲击,绘制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蓝图。港台大陆的高等院校,仍处于国际化的起步阶段,有必要汲取先进文明的精髓,了解世界多样性的文化,调整方针,把握契机,借由高等教育再造中华文化,营造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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