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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科大:研究型战略立校 二十年成就亚洲第一

浏览:6857次    更新时间:2011-10-05 14:31:13

作为被筹委会称作的“第三间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在创始之初,就肩负着成为世界级一流大学的使命。二十年过去,它不负众望。它是如何做到的?

1987年,“第三间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筹备委员会会议。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98年,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毕业典礼上致词。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_ 洪鹄实习记者洪沁钟瑜婷香港报道摄影_ 桑田

回顾读过的三所大学,肖颐最怀念她在香港度过的那一年时光。之前她在南京大学念物理,主攻凝聚态方向,2006年大三下学期,她申请了香港科技大学的交换生名额。按照当年的排名,科大并非香港最好的学校,以肖颐的成绩她可以任意选择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相比后两所大学的悠久历史,成立于1991年的香港科大简直年轻得令人担心,并且规模也小,一共只有4个学院、19个系。

肖颐最终选择了香港科技大学,因为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科大已经将另外两所大学远远抛在身后。带她的导师张西祥博士,是科大2001年成功观察到全球最细、直径只有0.4纳米的单壁纳米碳管实验团队的成员之一,这项研究不但被《科学》杂志认定为当期重点发现,还被推举为当年的全球十大科技成果。

科大一年,被肖颐视为“学术生涯”的开始。她之前不承想到,作为一个大三学生,也可以跟着师兄师姐们出入实验室,堂堂正正成为研究队伍中的一员。和南大的硬件设备比起来,科大的实验室堪称梦幻,“拥有各种我们系以前梦寐以求的设备”。她所要做的,就是像周围的每一个人一样一头扎在里面,如同全世界只有这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是疯狂的一年。”肖颐回忆。她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变成工作狂,因为周围所有人都是。她记得一群人在茶餐厅吃饭,周围的每张桌子都在讨论实验进展,讲到饭菜全凉,匆匆几口扒完飞奔回实验室。记得那些刚刚从北美回港的老师,永远敞开的办公室大门,以及在咖啡桌边都不曾停止过的热烈争论。之后她离开香港,去了同专业在美国排名前十五的马里兰大学继续念凝聚态,依然常常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但却不复在科大时那种浑身热血、异常兴奋的感觉。

如今回想,肖颐把那种劲头归结为年轻:一个迫切成长的年轻人遇到了一所同样迫切成长的年轻大学。

2011年,香港科技大学首次超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东京大学等,成为权威的国际大学排行榜“QS亚洲大学排名”上的第一名。QS声称,卓越的研究质量和国际化特质是香港科技大学将其他名校抛于身后的两大武器。

有趣的是,在南都周刊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大多数科大人的第一句话都是“排名并不重要”:他们认为过度量化的指标无法衡量这所野心勃勃正欲迈向世界一流的学府的学术水平。

但现任校长陈繁昌认为,无论如何,对于这所今年秋天即将迎来自己20岁生日的年轻大学而言,这样的肯定已是最好的礼物之一。

“第三间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诞生于1991年,之前筹备5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回归已成定局,各方面的发展都需重新定位。而当时的世界局势是,高科技挂帅,全球经济正欲转型。时任香港行政局和立法局首席议员、港英政府里华人最高官员的钟士元,看到了这一趋势,认为应当为香港的转型抓住良机,建一所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

此时,香港科技大学后来的创校校长吴家玮还身在大洋彼岸。吴家玮香港长大,在华盛顿大学取得物理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西北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1983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华裔在学界“打破天花板”(指任大学校长)第一人。虽是香港人,吴家玮也喜欢称自己为“老保钓”,即70年代初海外华人留学生(以台湾为主)发起的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运动成员。“老保钓”们的共性是,普遍怀有很深的民族感情。

在确定“香港科技大学”这个正式名称前,科大一直被筹委会称为“第三间大学”。而第一、第二的位置,自然属于港大和中文大学。事实上到80年代中期,港英政府创办了五所高等院校,除了港大和中大,还有90年代纷纷更名为大学的香港理工学院、城市理工学院和岭南学院。

拥有如此名目繁多的高校的香港,为何还要再办一间大学?

在吴家玮看来,高等教育之中,又有其精细的划分。当时的港大和中大,都是传统意义上学科众多、偏重教学的综合型大学。而香港理工和城市理工是针对社会需求、提供高级职业化培训和应用技术的“英国式理工学院”。岭南则是学习美国博雅学院的模式,提供小规模优质本科教育。

香港的高校,几乎已构成了一幅漂亮的大学版图,只是缺了最重要的一块—研究型大学。

世界级的一流大学无不是研究型大学,从牛津剑桥,到哈佛耶鲁。相比之下,后面这些美国顶尖大学的研究色彩更为强烈。所谓研究型,即重学术研究决不轻于重教学,提倡教研相长:以教学激发研究,以研究提高教学。

为何当时的港大、中大都没有走研究型大学的路子?吴家玮推测,这和英国对香港这座殖民地城市“传统商埠”的定位有关。“它培养的人才也都符合这一定位,用于科研的经费少得可怜。说到底,它原本就不希望你有独立的科学研究,不希望你发展高科技的。”

但以钟士元为首的华人高官在80年代末,已然看到了回归后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经济上他们预料到国家将会加快全面开放,香港以自由港身份扮演唯一通道的日子即将一去不返。而在人才方面,本地大量专业人才的外流,和汹涌的新经济形势间的矛盾正在形成。

香港,必须尽快有一所为自己培养人才的科技大学。

“并非说之前港大、中大就完全没有科研,但把研究型作为办学战略,科大一定是第一家。”吴家玮告诉记者。而战略影响接下来的一切:办学模式、用人标准、考核和升迁制度。

如何在香港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把一所新生的大学在短时间内办出高水准?吴家玮选择了筛选学科。一所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有上百个专业,科大却必须控制在二十个之内。

“科大由政府出资兴办,是一所公立大学。所以我精选学科的标准,首先就要看这个学科能否对香港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起作用,更远一点来说,能否为国家做贡献。第二,我们既然要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那就看在这个学科里,我能不能找到在全世界领域里一流的、领军型人才。最后,我们是否养得起这个人。”

“所以按这样的标准,像核物理这样的专业,我们从一开始就自动放弃。二十年过去了,现在也是零。”吴家玮笑称。而在集中精力攻坚的纳米科技、生物工程等领域,科大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另一个奇迹是他们的商学院:会计系教授近年来在5份全球顶尖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全球第一;2010年英国《金融时报》评选全球EMBA课程第一;今年,这座商学院的全球排名仅次于斯坦福商学院,名列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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